“缅甸HIV阳性者群体”主席吴妙坦昂对记者说，该组织是缅甸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自发成立的，目前该组织的网络覆盖了除钦邦之外的缅甸13个省和邦。资金缺乏、国际援助减少是该组织面临的最大困难。

缅甸议会补选即将举行，西方媒体普遍将此次选举与解除制裁挂钩，西方政府高官也接连呼吁缅政府“推动改革”，以换取西方国家解除经济制裁。美欧等西方国家先后对缅甸实施了20多年的制裁。本报记者近日深入缅甸采访艾滋病情况，从一个侧面感受了西方制裁给缅甸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营地里每天都有生命逝去

“因为得不到治疗，不久前我眼睁睁看着弟弟死去，却无能为力。”在缅甸一家防治艾滋病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皎吞强忍悲痛对记者说。事实上，在缅甸类似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向本报记者提供的数据，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医疗救助，目前缅甸每年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1.8万人到2.3万人。

仰光郊区有几处接受艾滋病病人的临时营地。“在营地里，每天都有生命逝去，看着他们垂死的脸庞，感觉就像是在人间地狱。”非政府组织“缅甸HIV阳性者群体”主席吴妙坦昂说。吴妙坦昂告诉记者，由于资金的缺乏，很多时候只能选择症状非常严重的病人进行治疗，而不得不暂时把其他病人放在一边。

《缅甸时报》日前报道说，第十一轮“全球防治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基金”被宣布取消，这将对缅甸未来几年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造成严重影响。报道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当艾滋病毒感染者血液中的CD4免疫细胞计数(一种免疫系统强度的指标)下降至每毫升350个的时候就应当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然而，在仰光等地，由于资金短缺，负责艾滋病治疗的组织不得不把治疗的CD4标准降至150。

难以获得国际组织援助

缅甸艾滋病感染者增加与西方制裁有直接关系。制裁严重打击了经济和就业。缅甸一些经贸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2003年时，缅甸有三四百家服装加工厂，相当一部分是接美欧订单。由于制裁，这些工厂已全部停工，很多女工去邻国打工，也有一部分进入色情业，其中不少人感染了艾滋病。

缅甸是东盟收入最低的成员国之一，该国艾滋病防治对国际资金的依赖程度高达95%。然而由于西方制裁，其他东盟国家可以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者联合国机构获得的贷款或资助在缅甸全无可能。

据本报记者了解，世界银行等的援助必须得到美欧首肯才能实施。由于金融制裁，西方国家的银行与缅甸断绝了几乎所有交往，一些私人或慈善组织的援款也无法进入缅甸，因为没有一家西方银行愿意为此承担被惩罚的风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缅甸首席代表孙刚表示，缅甸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在2007年人均得到的国际援助仅为3.9美元，这仅是柬埔寨、老挝等其他东盟国家的1/10、甚至1/20。在2008年龙卷风“纳吉斯”袭击缅甸后，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开始增加，但到目前为止平均每个艾滋病人得到的国际援助仍只有5至6美元，这一水平对于缅甸防控和治疗艾滋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亚太地区主任史蒂文·克努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亚太地区，受毒品影响而导致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国家包括缅甸、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在缅甸所有感染或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中，有36%的人是因为静脉注射毒品而感染。

西方许诺的钱一分也没到位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据，在整个亚洲地区，目前缅甸艾滋病感染率排名第三，感染人数排名第六，是联合国确定的全球范围内“需要重点支持的31个国家之一”。按照联合国的定义，所谓“重点支持国家”意味着对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将会产生重大战略性影响的国家。但是由于西方的制裁，缅甸显然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重点支持国家”。

缅甸卫生部疾病防控局副局长梭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最近几年在防治艾滋病等工作上做了许多努力。截至2010年底，缅甸有HIV呈阳性人口和艾滋病感染者近23万，急需接受治疗的人口为12万，其中仅有3万人能够得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预计未来每年用于艾滋病防控的资金缺口达1100万美元。

梭伦介绍说，近年来，缅甸政府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了众多救助工作，包括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防止母婴传播等，取得一些成就。尽管来自欧美等地的许多代表团到访时提到许多救助项目，但目前为止，承诺资金一分钱都没到位。

梭伦表示，西方对于缅甸的制裁严重限制了缅甸参与国际艾滋病防控的能力，解除制裁对于缅甸艾滋病防控工作至关重要。梭伦说：“到缅甸访问的每一个西方政客心里都明白，缅甸人民正因制裁而遭受苦难。”